图为《彭博市场》杂志封面导读：英国央行首任外籍行长卡尼接受《彭博市场》杂志采访，称英国央行对脱欧公投结果准备充分，并进行了一系列组织和文化上的改革，以应对下一次危机。
2013年卡尼（Mark Carney）受命担任英国央行首位外籍行长时似乎锐意改革，但时年53岁的卡尼后来不得不应对英国脱欧这一大麻烦。上月卡尼接受本刊采访称，自己一半的时间用于英国脱欧后该国金融体制和经济的运行准备工作。卡尼生于加拿大西北偏远地区，在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毕业后进入高盛(213.87, 0.90, 0.42%)集团工作，因金融危机期间反应迅速而备受称赞。2011年卡尼接替德拉吉担任金融稳定委员会主席，成为全球金融体系改革的中坚人物。在担任英国央行行长期间，卡尼游刃有余地应对英国脱欧，谈判监管新准则，使有324年历史的英国央行适应扩大的监管责任。作为英国央行第120任行长，卡尼说出现一定程度的混乱是正常的。
佛兰德斯（Stephanie Flanders）：作为英国央行首任外国行长，你拥有光鲜的履历。你上任伊始的期望是如何实现的？
卡尼：英国央行的组织质量、知识和实际政策挑战问题的重要性认识方面超过了预期。
我当时希望，这一平台将有助于提高国际金融改革的目标和效果，因为英国央行拥有专业经验，英国金融体制举足轻重，而且英国还诞生了很多想法。这些想法不仅可用于解决造成金融危机的诸多问题，而且有可能成为建立更有韧性制度的办法。对此我可以做出一些贡献，因为我曾经担任金融稳定委员会主席显然是一项优势。各方面的工作都实现或者超过了我的预期。
其次是确保英国经济复苏的问题，在2012年11月我接受任命时，英国经济尚未真正开始复苏，或者至少从统计数据来看是如此。但是到2013年7月我就任时，英国经济的确已经开始复苏，问题是如何确定复苏势头。
第三个问题是，我当时希望把精力放在改革英国央行组织的管理工作上。英国央行的员工人数增长了一倍，责任（不仅有宏观审慎，而且有微观审慎监管责任）增加了两倍。我预计管理工作将是我的主要工作。前几年的工作是比较轻松的，即设法让英国央行在合并两家机构后像一家机构一样运行，对所有政策责任同等对待、同等安排资源，让人员能够在各种政策领域之间流动。如今又多了一项实现真正多样性和包容性决策流程的任务，以收到多样性之利和进一步加强沟通。
佛兰德斯：你上任时英国央行有老派守旧的名声，前两任还有点独断专行。你认为自己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组织文化吗？
卡尼：首先，英国央行300多年来形成的这种文化具有巨大优势，知识分子领导、致力于公共服务是其核心。所以应该发挥优势，但要充分利用这些不同领域的优势，改变文化也是必须的。
在过去，所有央行都等级森严。央行的历史越长，等级制就越突出，但这不是当代的组织管理方式。每一家组织都有特定的人负责——无论这个人是CEO、部长或其他什么人，都有人最终负责，但决策过程等级情况通常应减少，并更加包容和更多样化。
我们尽量集思广益。通过Bank Underground研究博客及让更多人发表意见，我们有很多东西能够分享。我想我们已经跨过了这道坎，即并非出自英国央行的每一个动作都马上被解读为“这是货币政策委员会或金融政策稳定委员会的新政策”，而是被认为英国央行产生了一个经过研究的有意思想法，然后接受大家的分析或被大家采纳。对政策制定、吸引和留住人才来说，这是一种健康得多的环境。
佛兰德斯：外人觉得，尤其是在货币政策委员会，女员工的代表性一直达不到要求。你认为是不是因为对宏观经济感兴趣的女性经济学家不够多造成的？
卡尼：我认为这是可以解决的。这方面的确存在问题，修A类经济学课程和在大学学经济学的学生女性只占25%。英国的教授和讲师数量女性只占1/7。有多种办法应对这种情况，其中不仅包括吸引学生学习经济学。我个人从金融危机中吸取的教训是，思想多元化、视角多样化十分重要。我们现在进新人一半是经济学家，另一半则是金融、人文、科学等专业毕业，所以现在可以从更大人才库中引进女同事。
问题始终在于是否有合适的中高级管理职位出现和女员工是否胜任。目前我们是一批一批地提拔中高级管理人员，所以不用就单个职位决定的合理性进行系列决策，但应考虑由此形成的作为整体的中高级管理团队是否合理。所以我们已经考虑摆脱这种情况。高级管理人员所占比例已经从五年前的20%升至目前的30%，问题是在此基础上该比例还能提高多少？
而且显然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不由我们任命，而是由英国财政大臣任命。
佛兰德斯：你上任时英国脱欧公投还不见端倪，但公投结束后英国脱欧问题就占据了你的主要时间。你担心对英国脱欧的处理方式被人诟病？
卡尼：如果你在央行工作中开始在意会给别人造成什么印象你会崩溃的，所以老实说我不在意。
具体到英国脱欧，这项工作眼下占了我一半的精力。我们曾经花了大量时间做应急方案，但英国脱欧的确挤占了其它工作。不过也应当如此，因为这件事特别重要。如果出现不可预料的动荡结果，我们至少有责任管理好下行风险。我们必须消除大量风险，尽可能确保金融体系运行。我们正在做这项工作。
佛兰德斯：人们觉得经济学家对英国脱欧的很多不利预期结果证明是错误的。这种感觉在我们如今发现英国经济的确遭受损失后仍然存在，你认为早先人们的这种感觉是否实际上造成英国人低估脱欧的经济打击。
卡尼：我不想为英国公众辩护。我认为我们的责任是研究可能发生的情况，然后采取系列措施缓和这些风险，这样做消除了一些下行风险。英国央行为脱欧公投的结果做好了充分准备。我们与全球主要央行一起落实了我们需要做的每一件工作。我们利用监管权力让有关银行做好迎接他们从未料到的脱欧公投准备，当时这些银行还对此感到不满。我们预先安排了2500亿英镑资金，所以我们才能稳住阵脚，在公投后的第二天就做好准备。
佛兰德斯：平心而论，从准备时间方面来说，你做的准备工作比财政部要多得多。
卡尼：也许你说得对，事后我们可以对比财政部的时间表发现这点。不过当时我们的确认为英镑汇率将下跌，也许这是25年来我看到的宏观方面最容易的预测——预测公投结果确定脱欧汇率将会发生的变动。在当时的形势下，每一项预测、预计和表态都会被放大。不过我认为英国央行对脱欧公投准备充分，而且正因为英国央行准备充分，金融体系也临危不乱，从而脱欧公投到完成脱欧这一过渡阶段也好于预期。而且在脱欧谈判期间，我们迅速向政府提供所需的支持。
佛兰德斯：对于英国今后与欧洲大陆的关系，年底前你和其他决策者是否形成一个清晰的认识？
卡尼：这是谈判双方的目标。
佛兰德斯：谈判双方有人担心，认为未来金融改革英国缺席将根本上使得欧洲金融体系与以往相比更加内向化。你有这种担心吗？
卡尼：欧洲重大金融改革很多起源于英国央行。比如“大而不能倒”法律，实际上其核心理念来源于英国央行。英国央行的引领能力就在这些地方。我认为英国也经历了很多资本体制改革。所以我认为，仍将是全球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英国与欧洲决策者的直接沟通减少将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欧洲一些圈子试图隔离金融活动的倾向高涨，有可能导致欧洲出现一个虽说规模很大但实际上属于地方性的金融中心，与全球性金融中心——我认为伦敦将来仍是全球性金融中心——截然不同。对欧洲及对英国来说，进入全球性的、有韧性的、公平的金融业有着切实利益，而伦敦金融业正是这种情况。
佛兰德斯：对于银行资本等方面的工作是否已经做得足够多，监管者和经济学家意见很不一致。经济学家认为，银行杠杆资金应大大减少，而你和其他监管者会说你们根本上改变了银行的安全性。我们是否应该担心，经济学家对如何成为一家安全的银行的意见与你们迥异。
卡尼：金融改革由实际从业者、政策制定者而非经济学家引领，很多政策制定者不仅具有经济学背景，而且还具有金融背景和政策背景。学术界在金融改革中已经落后，目前正在迎头赶上。
其次，从银行资本规模来看，我们向银行注入了1.5万亿美元资本，流动性规模增长了10倍。我们进行了压力测试。最近一次的压力测试情景是：英国GDP下降4.7个百分点；商业地产、住宅地产行业双双下滑大约35%；汇率下跌逾25%；失业率升至9.5%；利率升至3.5%。金融体系资本为此做好准备——不仅要成功经受这种压力情境，还要能够向实体经济提供资金支持。经过这些压力测试，不得不说资本还严重不足。
我们有可能在九个月内进行英国无序脱欧压力测试。我们正在经历无序脱欧的压力，我确实认为英国金融体系的资本状况已经迥然不同。我们最终追求的不是资本100%覆盖的金融体系，而是在压力之下还能实现回报的金融体系，因为实现回报能力也是金融体系韧性的一部分。再加上一些激励结构，银行背负“内部自我救助”债务，即在危机时可以转换为权益的债务，这样银行便能由债权人进行内部救助，而不是由政府进行外部救助。这意味着债权人必须引起注意，债权人的压力是实实在在的压力。虽然金融危机之前信用价差变动，但债权人认为不必担心，政府会介入施救。在当时他们的想法是对的，但今后将不再正确。
佛兰德斯：有人怀疑这些救助条件是否真的会触发。你同样有理由不想触发这些条件。
卡尼：这是一个切实的挑战。要让组织结构具备隔离至关重要经济职能的能力，确保关键的系统性市场能够继续运营，就像我们眼下对衍生品市场所做的工作一样。所以如果某银行倒闭，但由于零售业务已经切割，能够使其脱离集中清算的衍生品市场，传染风险急剧降低。我们正在实现这一过程，2019年是一个大节点。英国央行必须明确到时候各金融机构的状况，是否拥有足够的内部救助债？是否满足2019年的规定？是否已经隔离业务？解决方案可信度如何？届时我们需摸清状况，研究需要做什么工作？
佛兰德斯：我们明白有朝一日会再次发生经济衰退。你觉得由金融业造成经济衰退的可能性是否从根本上降低？
卡尼：如果我们了解进行的各种改革，以及乐观的银行资本水平，我们会发现金融业造成经济衰退或极端情况下造成金融危机的可能性降低。我们再提高资本水平三五个百分点，经济衰退的可能性会降低多少，与我们是在增长道路方面要做的工作相比是否值得？这不是我们做出这些决定的唯一办法，但却是我们研究的问题之一。我以为我们已经大大降低了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和严重性，但我们没有消除这些风险。
金融改革和金融政策具有前瞻性。我们有一些十分具体的问题需要解决。这些问题有一部分是历史上发生的常见失误，只因人们自高自大而重新出现，所以这些问题需要解决。还有一些问题是独特的。不过我们在思想上希望改变的部分，是确保金融体系尽可能适应未知的不确定性。有可能发生什么样的冲击？资本是否充足？如果某银行破产，我能否有序善后？
应当如何重组金融机构，以便金融体系更容易经受金融市场基础设施重大部分或重大金融机构的损失？显然首先金融机构、其它有关方面和我们应当致力于让这种情况极不可能发生，并做好这种情况发生后让金融体系继续运行的准备。（柠楠/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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